传统教育的断崖

1922年,爱迪生就预言过“电影将革新现有的教育系统,而且在未来几年内将很大程度上取代教科书的使用”;

1932年,随着广播技术的发展,许多广播技术的支持者认为无线电教育的核心和主要目标是将世界带入教室;

而仅仅两年后,电视的出现也毋庸置疑地令人们看到离开学校、在家中接受教育的一些可能。

足以见得,“技术的每一次进步如何为教育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Most likely to succeed”《极有可能成功》是一部今年在中国很火的教育议题纪录片,我们与好伙伴——Aha社会创新学院举行的ThoughtWorks专场六城巡演活动已近尾声。影片的制作人是一名在美国创投领域拥有25年经验的资深投资人,在退休后专注于教育议题探讨,并从自身的工作和孩子教育经验中发现了美国教育系统存在的架构缺陷。

关于影片中的重头戏“High Tech High(HTH)案例”所引发的教育变革思考,网络上已有很多精彩分享和解读,可是影片结尾处所提到的“技术进步与价值教育的鸿沟加剧”的讨论却寥寥无几。

我在社会领域跨界多年,与Aha群岛教育加速器也有三年的合作,在此想以一名深度浸泡程序员文化达四年之久的ThoughtWorker身份来谈谈这部纪录片带给我的启示和感受,为各位看官抛砖引玉。

许多教育创业者、教育创新实践者以及关注教育的父母们,在观影后都有诸多想法,也许是对PBL(Project Based Leaning)的认识与理解,也许是对传统教育的愈发忧虑,又或是对家庭教育的重新思考。而在ThoughtWorks前三场放映后,很多同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纪录片用三分之二时间讲述的HTH案例,与影片尾处提到的新技术革命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逻辑?”

这个问题恰好可以延伸到前面提到的对于“技术进步与价值教育鸿沟加剧”的疑问,影片确实没有直接阐述其前后关系,但从人才“供求关系”角度来思考,其答案一目了然。

“求”方:学历标准不再唯一,市场在寻找怎样的人才?

20年前互联网革命刚刚萌芽的时候,雇主以求职者的文凭和学历作为唯一评判标准。然而,在技术创新大行其道的今天,这个指标似乎不那么重要了。ThoughtWorks作为一家追求技术卓越和创新的公司,一直以来在招聘软件工程师时会要求 “Show me your code” (亮出你的代码);在招聘业务分析师的时候需要进行“情景模拟”面试,来考察面试者的团队协作能力、抗压能力以及解决问题能力等。ThoughtWorks对人才的要求也许还不能代表目前市场中所有技术类或创新类公司的立场,但是这种对创新人才的评判标准却与纪录片中毫无二致。

信息技术在近10年加速了社会变化,人们获得知识的成本也随之降低,技术变革下的新产业并不满足于拥有熟练技能的工作者,而是需要能够在知识内容中通过整合并创造出新可能性的人才。

影片在结尾处提到,未来的技术进步(智能化与信息化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例如AI技术)将会致使更多人类工作被机器人取代——不仅包括更多的“蓝领”工作,也会对某些重复性高的白领工作产生威胁。所以,技术的进步以及雇主对未来人才要求的变化对教育不断提出新的挑战。

“供”方:教育不等于培养准职业者 ,教育系统改革也没有跟上技术革命的速度

纪录片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介绍,这是对美国百年教育历史的回顾——现今的美国教育是为了工业革命而进行优化的系统,美国训练学生的方法与目的是让学生迅速掌握技能并成为“准职业者”。

始建于1893年的美国公共教育系统在百年时间内伴随着工业/产业的进化而演变,但是破坏性的技术创新几乎颠覆了所有领域,唯独对教育领域的改变不那么乐观(直至2012年兴起的MOOC带来了一些革命性的变化),纠其根源便是传统教育的教与学方式长久以来并没有太多变化。许多批评美国教育的人认为多数人过于关注“成绩下滑或是辍学率”,而这样的教育抹杀了真正学习的好奇心和创造力。

如此看来,中国的现实情况更加糟糕——中国家长有着中国式根深蒂固的“成功学”理论,利用各类资源、创造优越条件竞争名校,那些牺牲童年成为“考试奴隶”的孩子被认为进入985、211后距离人生巅峰只有一步之遥,这样的教育系统不但没有减少教育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反而拉大了与未来信息时代的产业变革所需要的人才差距,更加无法为未来未知的新型产业储备人才。

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教育改革的话题无时不刻都在进行,但是所有的改革政策大多是关注解决现有问题的短视行为,碎片化的改革方式并没有对未来技术变革引领的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作出系统性回应。

小心那些应对供求断层与教育价值通胀的措施所带来的马太效应

不针对技术创新对教育系统进行系统性改革,教育与社会需求的鸿沟就越来越大,“供”与“求”双方的关系仿佛下图中展示的那样——左边是传统教育下的未来求职者,右边则是创新领跑的新兴产业和公司,中间的断崖恰好是传统教育与社会脱节的写照;走出或者准备走出校园的孩子需要穿过断崖才能“成功”,才能适应社会(可惜的是,《极有可能成功》这部纪录片止步于此)。面对这样的教育价值通胀,高收入家庭可以轻松获得更多资源,并不计成本地帮助孩子撑杆逾越鸿沟;中等收入家庭也可以倾全家之力为孩子提供成为左侧“跑步者”的可能性,逐步缩小差距。可是停滞不前并且距离断崖越来越远的孩子却大多来自低收入或贫困家庭。

(图片来自ThoughtWorks吴冰)

为什么这么说?来看一看当城市的家长和孩子正在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做准备的时候,城中村或是农村的家长和小孩正在经历着什么——关停农民工小学并返回户籍所在地?还是在贫困地区高中仅有37%的就学率之中(来自2013年REAP数据)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

MOOC为世界上每一个人提供了获得知识的平等机会,但是我们的城乡教育差距却并未缩小——传统教育体制下的老师尤其是乡村教育不具备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能力,走出校园后,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越容易对新事物产生兴趣和爱好,而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鲜少抱有终身学习的态度。

所以,技术在学习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阶级差异性越扩大,就越会加剧这样的教育资源分配结果——富者越富,贫者越贫。

一味的担忧并不能带来进步,HTH是教育创新实践应对传统教育的缩影,其实我们身边也不乏这样值得大力尝试和推广的创新实践:

  • 中国乡村课堂有四川凉水井中学“翻转课堂”的尝试;
  • 思沃学院(ThoughtWorks School)在高校开展的卓越女生计划以及暑期特训营通过项目制教学加速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 群岛加速器中更可以如数家珍地道出诸多案例——培养和激发乡村英语老师热情的学愿桥、补充传统教育缺失的针对智障青少年性教育的“爱成长”团队、扎根在皮村、专注在提升流动儿童的优质教育的“同心童子军”、推动批判性思维在中国落地的C计划以及为西藏女孩提供自信教育的青墨斋
  • ……

Aha群岛加速器所支持的方向主要集中在应对教育不公平以及(补充传统教育的)关键性教育领域,其理念不但与ThoughtWorks第三大支柱(P3)——推动社会和经济公正一致,而且也希望通过尝试新型的“企业-NGO”合作模式来与中国社会领域一起成长。

ThoughtWorks在与Aha群岛加速器开启合作的三年前,初衷是将我们在商业领域擅长的敏捷开发(Scrum)理念和应用导入到社会创业团队,使拥有初步产品和创始成员的团队在产品和服务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中,进一步学会如何针对真实用户进行持续迭代和功能改进。

例如,去年夏天我们与一家叫“蜂窝有点酷”的机构展开合作,机构使命是让每一个孩子掌握网络公民素养,ThoughtWorks导师在对团队成员进行分析了解并导入理念和方法后,蜂窝团队的办公室有了这样一面物理墙(角色、故事卡、冲刺计划等等完整呈现):

(图片来自蜂窝)

通过设计思维和精益创业理念,蜂窝团队进行课程设计和服务开发,但在导入敏捷前,蜂窝并没有找到一个可持续供给的服务和产品(当时的课程是针对某一问题进行开发,彼此之间相对独立)。得益于团队本身的创业激情以及优秀的执行力和学习能力,蜂窝团队在极短的3个月内通过不断改进将Scrum方法进行导入,不但加速了团队内部的高效协作,更可以以产品目标为核心快速响应用户变化。

蜂窝团队并不是ThoughtWorks导师唯一陪伴的团队,从2015年两位导师加入计划,到去年的6位敏捷导师再到今年来自四个办公室的18位导师,ThoughtWorks同事在工作外时间对每个团队进行一对一辅导,在帮助这些社会创业者和创业团队成长的过程中,导师们也在熟悉的商业领域外打开了不同的视野。

以上所有的这些尝试和项目都不同于传统教育模式,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育人,并尊重个体成长。在新的互联网时代、数据时代或是AI智能时代,教育的关键和目的都是让人拥有更强的学习热情,培养上进精神,这才是教育的本质和目的。无论未来技术发展到任何阶段,这都是社会所需要人才的必不可少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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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才是中国最真实的农村?

北京-周妮娜-Nina当我们与6月说再见的时候,P3的“你我同行”系列活动也已完整告一段落。从上半年双月P3工作坊[1]以及三次“下农村”[2]体验活动,我相信每个人心中或许和我一样,一方面向往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郝堂村生活意境,但当看到蒲城或是巴中市花溪乡走马村那种村落凋零、文化跌落或是农村社会断裂时,另一方面却更加充满了对农村“贫困”回归的失落,失落的背后是更多地思考真正的乡村未来是什么?我们能为现在的农村建设做点什么?中国拥有6亿农村人口,包括其中的7000万贫困人口和6100万留守儿童,而我们在郝堂、蒲城以及走马村所看到的也不是“贫困”问题的全部,但是在三个案例中,让我产生了三点特别深切的感受:

第一,扶贫进程中的民间组织力量。早在联合国提出将减少贫困作为千年目标以及中国政府主导的农村改革失灵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NGO)从事扶贫,长期驻扎并活跃在一线贫困农村,不但地域上覆盖了很多难以到达的区域,而且从影响力看来,更加得到了贫困村民的高度认可。民间组织显然成为权利和资本拥有者的政府部门的补充剂,但其角色更像是发起者、协调者和激励者。例如,小母牛在巴中花溪乡走马村的十年陪伴式发展,除了带着强烈的自身使命和价值观深入农村,更是将农民作为主体实现自治。小母牛在激活外部资源时,更是以赋权的方式保证了乡村的活力——集体修山路、改造凉亭和组织妇女表演队等等。

第二,建筑师和学者等专业人士的长期投入。郝堂村的土屋设计使我看到了那些拥有乡土情怀的建筑设计师们对中国乡土问题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自然和乡村文化的尊重。有别于斥巨资设计的“密云古北水镇”式的供城市精英专门消费的“乡村”不同,更加有异于那些带着工业革命成果的“专业”城市设计思维的建筑师所打造的城镇, 郝堂村的改建则依然以农民为主体,使本无特殊景观资源的村落成为最美乡村。这个例子也更加说明了,当我们在行动前应该直面真实、倾听乡村的历史和人文、倾听村民的想法并共同发现创造的空间,将我们的解决方案融入自然和本土文化,而不是站在专业制高点俯视农村建设。

第三,农村也是我们大可作为的土壤。如今的经济发展离不开网络,而在村庄的探访也令我们看到了真实的网络“难民”和数字鸿沟带来的发展不平等——走马村柏林湾和蒲城村民或是因为文化程度低而无法享受网络资源带来的社会红利,又或是由于经济贫困而不能承担昂贵的信息化设备和服务,这些都是横亘在农村信息化发展的屏障。如果我们能为他们设计一款有用的非IT类产品或者工具,或是用我们的声音呼吁公众的关注,甚至最终影响决策者们增加贫困人群的“信息化”补贴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

最后,大家也许还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到底应该把我们的力量投入在哪些农村?到底哪些贫困人群是我们真正要帮助的?思考这两个问题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无法忽视那些发展道路上受限的空心村事实的时候,一时间我也难以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如果说我们为郝堂村做点什么是锦上添花,那么更加专注蒲城、走马村甚至大凉山这些具有典型当代农村的贫穷、脏乱差和基础设施缺失的地区,则是济困解危、救人于水火。

[1]P3委员会于今年2月、4月和6月分别邀请了外部嘉宾分享了关于农村问题中的三个议题,即如何利用畜牧业帮助农村增收,新农村建设和留守儿童问题。

[2]上半年的三次下农村体验活动包括郝堂农村参访以及蒲城、花溪乡走马村的农村问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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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救灾的四点建议

Help Support Advice Assistance and Guidance on a signpost

于2013年5月首发于《公益时报》个人专栏
仅在过去的两周内,接连发生了波士顿爆炸案和420雅安七级地震,自然灾害或是人为灾害令我们的世界处处充满恐慌——04年印度洋海啸造成30万人伤亡;05年南亚地震,08年汶川地震,2010年日本海啸以及玉树地震共掠走超过20万无辜人的生命。在这些血淋淋的数字背后教会我们人类应对自然灾害的不同经验教训,尤其在此次雅安地震后,公众和公益组织对救灾的反应充分体现了中国公益行业的变化和进步,而从我的角度仅提出对日后合理救灾的四点建议:

准确数据第一时间及时披露
雅安地震爆发后,民间力量再次凸显——不到一周时间,截至到25日,各基金会筹款总数即达到了4.3亿(数据待更新,不包括物资捐赠)。但是我们没能做到对于每个乡镇村的需求和物资到位匹配情况对外界及时公布,从而导致网络中志愿者零散信息成为主流信息,传播的分解信息对公众成为误导。由于没有准确的评估信息以确保捐赠和灾区所需完全匹配,超过基金会承受能力的物资和财务捐赠势必带来资金正确使用压力和物资过剩。

尤其是作为企业来说,应该根据灾难的级别合理调整自己的捐赠数额,而不是一味追求“捐款比金额”,“捐的越多越体现企业实力”,“超过竞争者的捐赠数”,——追求捐赠,而不过问灾难评估,不追踪资金使用,企业此类畸形心理只能造成公益组织的膨胀,为救灾部署带来压力。

专注于物流管理与供需对接
从雅安地震来看,民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多通过新媒体的零散信息,加上各界人士无论以个人或以组织名义纷纷前往一线,一度造成灾区交通阻塞,救灾工作难以有序进行。政府部门救灾的两条线管理,即一面将数据搜集的信息上报,另一面根据需求进行匹配,但是由于诸多客观原因,数据搜集不能精准到村级单位,不能完全保证救灾无死角,否则也不至于出现救灾物资整齐地排在后方而不能及时提供给某些受灾居民。

理想做法应该是物资的县城一级的单位需要进行仓储和分解,根据每天不同的动态变化信息进行搜集和公布,将搜集的大型物资进行仓储管理和分类后要随时出库入库,保证有强大物流体系,乡镇的交通和物流成为关键。

救灾物资的优先级渠道管理
当灾难肆虐来临时,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界人士在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但是要知道所能提供捐助的不同类型自然有不同的价值,并非有所物资为灾区所需。虽没有准确国内案例证明如何处理过剩物资,积压或是销毁都是捐助人不愿看到的!美国卡特里娜飓风期间,提供给几千人的速食食品造成积压,最后因过期不得不销毁。我们应该从这样的案例中明白,应该将迫切需要的如食品,药物等物资提前供应,需要保证供给临时避难的物资有序发放,而不是造成最终浪费。

充分调动公益组织的执行力
此次救灾中420救援队的出现无疑是雅安赈灾的最大亮点——14家公益机构仅在灾难发生数小时内自愿组成420救援团队,从筹资、外联、物资采购和发放、灾情信息搜集、志

愿者管理、仓储还是统筹运营,一切工作根据公益组织各自所长按部就班,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历练,公益组织的此次成功合作一定是中国公益发展具有里程碑的一幕。也许在救灾一线,公益组织的合作和救灾体系仍有可提升空间,但是从此次420救援队的执行力、反应速度和专业性来看都是前所未有,值得称赞!

本文转自:http://ninazhou.com/2013/06/08/%E5%90%88%E7%90%86%E6%95%91%E7%81%BE%E7%9A%84%E5%9B%9B%E7%82%B9%E5%BB%BA%E8%A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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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文嚼字话可持续发展“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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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3年首发于《公益时报》个人专栏

我们乐此不疲地高调大谈CSR或可持续战略——企业委派一位责任官,开发与企业有关无关的公益项目,发布年度CSR报告,通过各种技术节能减排实现低碳环保,最后通过公关途径传播——这似乎已成为大多企业履行CSR和倡导可持续理念的固定公式。我的疑问是,企业的诸多贡献未能从根本解决不可持续发展问题,污染依旧,水足迹继续超标,凭何将以上程式化活动标榜为可持续发展?

首先,减少不可持续不等于可持续发展。

被称为”可持续发展”的先锋企业中,常看到类似的描述——某年至某年间单位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用水量及废弃物量分别下降了百分之几,他们真的可持续发展吗? 中石油五月初发布了2012年度CSR报告,随后便出现了昆明PX事件;金光纸业获奖无数,却悄悄种下3000万亩桉树林(注:桉树可造成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并形成土地沙化)。

将经济利益凌驾于环境和社区利益之上,空谈可持续发展是自相矛盾的,在此基础上的减排高效最多算是“减少不可持续”,与可持续发展实属大相径庭。

其次,绿包装不等于可持续发展。

CSR或是可持续发展本身不是公关和公益的代名词,无论你是启用大明星代言的可口可乐,还是喝着有点甜的农夫山泉,脱下绿色外衣后摆在消费者面前的是一桩桩质量门事件。隐藏在“绿色”产品背后的是消费者看不到的生产线,研发过程和设备配置,我们只是自愿选择相信商家的布道罢了。

广告和营销手段的误导使我们忽视了去挖掘产品真正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隐藏在产品身后的劳动量耗费产生的真正价值却被遗忘。

第三,个体行为不足以等于可持续健康发展。

当我们翻阅CSR报告,看着企业展现自己“创新科技”“企业公民”“责任治理”时,似乎这些能够发布CSR报告的企业瞬间成了学习的榜样,果真如此吗?曾经无限风光的CSR领袖今天过得如何呢?——尚德逃脱不了破产,诺基亚面临着倒闭。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是关乎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即便是企业个体的优秀也难以保证整个生态系统不发生故障,反之,企业个体的失败也不足以使整个生态系统坍塌。所以可持续发展更需从大处着眼,而不仅是个体企业本身的好坏。

 

以上三点并不一定是企业故意而为之,却是我们在谈论企业可持续发展时容易落入的陷阱。这也并不等同与我否认企业所做出的成绩,因为没有他们的努力,整个系统也许几近崩溃。产品利润固然重要,但是高利润的道路上总是意味着将隐性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或其他人;减少不可持续固然重要,但是它本身不会产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未能在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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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薄的欢腾与自欺的流量

本文于2014年8月20日首发于《钛媒体》和《商业价值》,题为《“冰桶挑战”全民娱乐的两大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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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一切正在成为可能,泼冰水在一夜之间如约而至;公益行业前所未有地感受到科技大佬们集体狂欢式的热情也在一夜之间成为现实。可是,在我们沾沾自喜于社交网络产品带来的病毒式传播速度, 或是以博取“点击量”享受数字带来的成绩时,速度或数量带来的躁动与欢呼蒙蔽了哪些更重要的信息?当慈善公益遇到科技娱乐时代,如何正确地快乐公益?如果公益行业未来有幸卷入了重构和消费,并如同其他传统行业一般被颠覆,我们是不是应该停下来首先反思那些贪婪、暴富、冒险或是挥霍的病态现象如何在公益行业或者公益事件中停止蔓延?继续聚焦“冰桶挑战”中国行,也希望此文能为任何参与过和跃跃欲试的参与者带来新的思考。

当我们在商业社会初学了讲故事的皮毛,却不知公益更需要引人入胜的故事时,鼓吹营销获得成功的本末倒置的思维又一次在“冰桶挑战赛”上演。公益不需要过度的娱乐、浅薄的关注和喧哗的吵闹,它需要朴素的内心和严肃的思考。

败笔一:善因传播与营销的尴尬错位

中国科技新贵们领衔挑战,目前已有数十位企业界和娱乐界名人先后通过不同的方式积极参与——无论是大佬们赠送粉丝各类产品所使用的传统营销手段,还是挑战时不忘以无下限的笑话“挑战”明星美女湿身脱衣的玩笑,这一切不过再次迎合了中国互联网的主流——低价体验、过度娱乐以及得屌丝者得天下的心态。

反观美国科技巨头们的挑战录影,无论软植了Surface产品的盖茨还是拿斯诺登开点玩笑的贝索斯,无一例外地在传递”冰水“精神中,严肃并真诚地讲述了”ASL”群体的故事、筹款进展以及接受冰桶挑战的驱动原因 ——公益先行,娱乐次之。

娱乐不是问题,豪掷千金甚至拒绝捐赠都有道理,“冰桶挑战赛“的中国变形记的病”毒“也不在于娱乐和土豪,而在于病态和盲从的无趣,人的价值和精神的力量却被稀释在一桶桶冰水中,”冰桶“、”泼水“、”明星“、”美女“、”湿身“成了主角,而原本最重要的善因却成为道具,变得无足轻重;希望狂欢过后,所有人能记住中国罕见病30余种共计1000万人次,其中成骨不全症(即“瓷娃娃”)在中国的10万名患者,记住他们的样子。中国针对罕见病无救助措施,2008年成立得“瓷娃娃罕见病中心”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四年间也仅仅救助了80多名患者。

严肃与玩笑的尺度在公益慈善看来是那么的苛刻?——是的,没错!肤浅的关注、过度娱乐的心态玩公益得到释放的只有大众扭曲公益的心理,“湿身”大佬们不过低价做了一次娱乐明星,圈子自high,看客玩闹。

败笔二: ”钱“和”冰水“掩饰了瓷娃娃的真实

截稿为止,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在三天狂欢中共计收到106万捐赠(其中包括100万王思聪的个人一次性捐赠,以及小米公司董事长雷军的1万元捐赠等)。ASD组织通过一次“ALS冰桶挑战”筹款活动即获得了超过组织去年募款总额四倍的成功,在广泛赢得社会关注之时筹款活动大获成功,那么“冰水挑战赛”的中国行在捐赠数量无疑又是一次败笔。

所以有人疑惑了,王思聪替1万位粉丝一次性买单,雷军不但泼了冰水还捐了价值几部小米手机的善款,

难道还不够表率作用?名人们泼水也好,娱乐也罢,起码“瓷娃娃”当作一个流行词被无数粉丝记住,但是这种强烈对比的背后问题出在哪里?

阿里巴巴员工海外遭遇车祸,一夜之间便筹满200万元善款——这是众少成多,积小致钜的力量;冰桶挑战赛在美国致使一夜之间获得百万筹款,恐怕也是遵守了“100美金”的约定和那激发出无数人心底的柔软。百万捐赠起步或是一万起价的娱乐游戏,有多少粉丝可以平起平坐?除了泼冰水,屌丝们就只剩下围观的待遇。更何况,如果只关注捐赠数额,而忽视资金能否最佳使用、如何使用等问题,我们也不会得出“捐钱令穷人生活更加悲凉”的结论。

真正的领导者或是成功者,如何激励粉丝、客户或是小额捐赠人的支付行为?如何鼓励其全心投入共同的舞台应对挑战?原因很简单——别人买单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为什么做?如果用全心投入做产品的心态”玩“公益,而不是把公益成为”植入“而非”自知“品,也不会上演泼水登头条,瓷娃娃成为附庸的闹剧。

如果你仍未被说服,我们再来估算一些数字。若以一般水桶10升水的容积以及北京目前自来水单价5元/立方计算,一桶不加冰的水价格约为0.05元,若不产生任何浪费,106万的捐助额可以消化2100万桶水,而并未包含公益机构以及活动组织方投入的人力等成本。虽然未能准确统计因此次活动产生的用水量,如果用微博重本话题“5亿”次阅读量和“56万“ 条评论的数字做不合理假设,恐怕用水量的支出已完胜捐款总额。

社会投资与商业投资有一个共通处则是产生财务回报,暂且不将截止到目前的社会影响分析,仅从目前账面看,我们这个本应具有公益使命的“冰桶挑战赛”实则演变成为一次全民泼水大联欢和一次流于追求流量的表层“成功”传播案例。

一次本应娱乐与严肃参半的筹款公益活动俨然成为娱乐公益的真人版大片实属令人无奈。我们不妨引用科特勒在其所著的《营销革命3.0》中描述的——”3.0营销时代应用更为全面的眼光看待顾客,把他们视为具有多维性,受价值驱动的人群,甚至是企业潜在的合作者。” 言外之意,技术是手段,内容是根本,价值是关键。当今企业的正确的做法是必须开发出能够激发和反映消费者价值观的产品、服务和公司文化。技术与商业生态的背后是“人”,为用户提供便捷、有价值、甚至极富教育意义的成功产品才是现代成功之道——其最终落脚点是通过输送价值观令科技带来人类的变革。

莫非公益不是落脚点在“人”和“人的内心”?企业家的爱心传递难道只是“水桶”和“5元钱”的传播而不是公益组织的价值观传播?一边是瓷娃娃,另一边是粉丝(更为广泛的捐赠者),又曾有哪些人从他们的角度思考过如何赢取此次筹款的成功?

重“量”不重“质的传播是虚无的,只有“钱”没有“心”的打动是失败的善因营销,用独具一格的表演来掩饰内心的空虚更是毫无生命力可言。当深知庸众的麻木可悲,思辨、挑剔或批判才能翻新土壤,中国公益本来就是缺乏信念的认同、价值观的一致,却从来不乏成功的投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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