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救灾的四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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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3年5月首发于《公益时报》个人专栏
仅在过去的两周内,接连发生了波士顿爆炸案和420雅安七级地震,自然灾害或是人为灾害令我们的世界处处充满恐慌——04年印度洋海啸造成30万人伤亡;05年南亚地震,08年汶川地震,2010年日本海啸以及玉树地震共掠走超过20万无辜人的生命。在这些血淋淋的数字背后教会我们人类应对自然灾害的不同经验教训,尤其在此次雅安地震后,公众和公益组织对救灾的反应充分体现了中国公益行业的变化和进步,而从我的角度仅提出对日后合理救灾的四点建议:

准确数据第一时间及时披露
雅安地震爆发后,民间力量再次凸显——不到一周时间,截至到25日,各基金会筹款总数即达到了4.3亿(数据待更新,不包括物资捐赠)。但是我们没能做到对于每个乡镇村的需求和物资到位匹配情况对外界及时公布,从而导致网络中志愿者零散信息成为主流信息,传播的分解信息对公众成为误导。由于没有准确的评估信息以确保捐赠和灾区所需完全匹配,超过基金会承受能力的物资和财务捐赠势必带来资金正确使用压力和物资过剩。

尤其是作为企业来说,应该根据灾难的级别合理调整自己的捐赠数额,而不是一味追求“捐款比金额”,“捐的越多越体现企业实力”,“超过竞争者的捐赠数”,——追求捐赠,而不过问灾难评估,不追踪资金使用,企业此类畸形心理只能造成公益组织的膨胀,为救灾部署带来压力。

专注于物流管理与供需对接
从雅安地震来看,民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多通过新媒体的零散信息,加上各界人士无论以个人或以组织名义纷纷前往一线,一度造成灾区交通阻塞,救灾工作难以有序进行。政府部门救灾的两条线管理,即一面将数据搜集的信息上报,另一面根据需求进行匹配,但是由于诸多客观原因,数据搜集不能精准到村级单位,不能完全保证救灾无死角,否则也不至于出现救灾物资整齐地排在后方而不能及时提供给某些受灾居民。

理想做法应该是物资的县城一级的单位需要进行仓储和分解,根据每天不同的动态变化信息进行搜集和公布,将搜集的大型物资进行仓储管理和分类后要随时出库入库,保证有强大物流体系,乡镇的交通和物流成为关键。

救灾物资的优先级渠道管理
当灾难肆虐来临时,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界人士在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但是要知道所能提供捐助的不同类型自然有不同的价值,并非有所物资为灾区所需。虽没有准确国内案例证明如何处理过剩物资,积压或是销毁都是捐助人不愿看到的!美国卡特里娜飓风期间,提供给几千人的速食食品造成积压,最后因过期不得不销毁。我们应该从这样的案例中明白,应该将迫切需要的如食品,药物等物资提前供应,需要保证供给临时避难的物资有序发放,而不是造成最终浪费。

充分调动公益组织的执行力
此次救灾中420救援队的出现无疑是雅安赈灾的最大亮点——14家公益机构仅在灾难发生数小时内自愿组成420救援团队,从筹资、外联、物资采购和发放、灾情信息搜集、志

愿者管理、仓储还是统筹运营,一切工作根据公益组织各自所长按部就班,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历练,公益组织的此次成功合作一定是中国公益发展具有里程碑的一幕。也许在救灾一线,公益组织的合作和救灾体系仍有可提升空间,但是从此次420救援队的执行力、反应速度和专业性来看都是前所未有,值得称赞!

本文转自:http://ninazhou.com/2013/06/08/%E5%90%88%E7%90%86%E6%95%91%E7%81%BE%E7%9A%84%E5%9B%9B%E7%82%B9%E5%BB%BA%E8%A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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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文嚼字话可持续发展“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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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3年首发于《公益时报》个人专栏

我们乐此不疲地高调大谈CSR或可持续战略——企业委派一位责任官,开发与企业有关无关的公益项目,发布年度CSR报告,通过各种技术节能减排实现低碳环保,最后通过公关途径传播——这似乎已成为大多企业履行CSR和倡导可持续理念的固定公式。我的疑问是,企业的诸多贡献未能从根本解决不可持续发展问题,污染依旧,水足迹继续超标,凭何将以上程式化活动标榜为可持续发展?

首先,减少不可持续不等于可持续发展。

被称为”可持续发展”的先锋企业中,常看到类似的描述——某年至某年间单位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用水量及废弃物量分别下降了百分之几,他们真的可持续发展吗? 中石油五月初发布了2012年度CSR报告,随后便出现了昆明PX事件;金光纸业获奖无数,却悄悄种下3000万亩桉树林(注:桉树可造成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并形成土地沙化)。

将经济利益凌驾于环境和社区利益之上,空谈可持续发展是自相矛盾的,在此基础上的减排高效最多算是“减少不可持续”,与可持续发展实属大相径庭。

其次,绿包装不等于可持续发展。

CSR或是可持续发展本身不是公关和公益的代名词,无论你是启用大明星代言的可口可乐,还是喝着有点甜的农夫山泉,脱下绿色外衣后摆在消费者面前的是一桩桩质量门事件。隐藏在“绿色”产品背后的是消费者看不到的生产线,研发过程和设备配置,我们只是自愿选择相信商家的布道罢了。

广告和营销手段的误导使我们忽视了去挖掘产品真正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隐藏在产品身后的劳动量耗费产生的真正价值却被遗忘。

第三,个体行为不足以等于可持续健康发展。

当我们翻阅CSR报告,看着企业展现自己“创新科技”“企业公民”“责任治理”时,似乎这些能够发布CSR报告的企业瞬间成了学习的榜样,果真如此吗?曾经无限风光的CSR领袖今天过得如何呢?——尚德逃脱不了破产,诺基亚面临着倒闭。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是关乎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即便是企业个体的优秀也难以保证整个生态系统不发生故障,反之,企业个体的失败也不足以使整个生态系统坍塌。所以可持续发展更需从大处着眼,而不仅是个体企业本身的好坏。

 

以上三点并不一定是企业故意而为之,却是我们在谈论企业可持续发展时容易落入的陷阱。这也并不等同与我否认企业所做出的成绩,因为没有他们的努力,整个系统也许几近崩溃。产品利润固然重要,但是高利润的道路上总是意味着将隐性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或其他人;减少不可持续固然重要,但是它本身不会产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未能在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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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薄的欢腾与自欺的流量

本文于2014年8月20日首发于《钛媒体》和《商业价值》,题为《“冰桶挑战”全民娱乐的两大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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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一切正在成为可能,泼冰水在一夜之间如约而至;公益行业前所未有地感受到科技大佬们集体狂欢式的热情也在一夜之间成为现实。可是,在我们沾沾自喜于社交网络产品带来的病毒式传播速度, 或是以博取“点击量”享受数字带来的成绩时,速度或数量带来的躁动与欢呼蒙蔽了哪些更重要的信息?当慈善公益遇到科技娱乐时代,如何正确地快乐公益?如果公益行业未来有幸卷入了重构和消费,并如同其他传统行业一般被颠覆,我们是不是应该停下来首先反思那些贪婪、暴富、冒险或是挥霍的病态现象如何在公益行业或者公益事件中停止蔓延?继续聚焦“冰桶挑战”中国行,也希望此文能为任何参与过和跃跃欲试的参与者带来新的思考。

当我们在商业社会初学了讲故事的皮毛,却不知公益更需要引人入胜的故事时,鼓吹营销获得成功的本末倒置的思维又一次在“冰桶挑战赛”上演。公益不需要过度的娱乐、浅薄的关注和喧哗的吵闹,它需要朴素的内心和严肃的思考。

败笔一:善因传播与营销的尴尬错位

中国科技新贵们领衔挑战,目前已有数十位企业界和娱乐界名人先后通过不同的方式积极参与——无论是大佬们赠送粉丝各类产品所使用的传统营销手段,还是挑战时不忘以无下限的笑话“挑战”明星美女湿身脱衣的玩笑,这一切不过再次迎合了中国互联网的主流——低价体验、过度娱乐以及得屌丝者得天下的心态。

反观美国科技巨头们的挑战录影,无论软植了Surface产品的盖茨还是拿斯诺登开点玩笑的贝索斯,无一例外地在传递”冰水“精神中,严肃并真诚地讲述了”ASL”群体的故事、筹款进展以及接受冰桶挑战的驱动原因 ——公益先行,娱乐次之。

娱乐不是问题,豪掷千金甚至拒绝捐赠都有道理,“冰桶挑战赛“的中国变形记的病”毒“也不在于娱乐和土豪,而在于病态和盲从的无趣,人的价值和精神的力量却被稀释在一桶桶冰水中,”冰桶“、”泼水“、”明星“、”美女“、”湿身“成了主角,而原本最重要的善因却成为道具,变得无足轻重;希望狂欢过后,所有人能记住中国罕见病30余种共计1000万人次,其中成骨不全症(即“瓷娃娃”)在中国的10万名患者,记住他们的样子。中国针对罕见病无救助措施,2008年成立得“瓷娃娃罕见病中心”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四年间也仅仅救助了80多名患者。

严肃与玩笑的尺度在公益慈善看来是那么的苛刻?——是的,没错!肤浅的关注、过度娱乐的心态玩公益得到释放的只有大众扭曲公益的心理,“湿身”大佬们不过低价做了一次娱乐明星,圈子自high,看客玩闹。

败笔二: ”钱“和”冰水“掩饰了瓷娃娃的真实

截稿为止,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在三天狂欢中共计收到106万捐赠(其中包括100万王思聪的个人一次性捐赠,以及小米公司董事长雷军的1万元捐赠等)。ASD组织通过一次“ALS冰桶挑战”筹款活动即获得了超过组织去年募款总额四倍的成功,在广泛赢得社会关注之时筹款活动大获成功,那么“冰水挑战赛”的中国行在捐赠数量无疑又是一次败笔。

所以有人疑惑了,王思聪替1万位粉丝一次性买单,雷军不但泼了冰水还捐了价值几部小米手机的善款,

难道还不够表率作用?名人们泼水也好,娱乐也罢,起码“瓷娃娃”当作一个流行词被无数粉丝记住,但是这种强烈对比的背后问题出在哪里?

阿里巴巴员工海外遭遇车祸,一夜之间便筹满200万元善款——这是众少成多,积小致钜的力量;冰桶挑战赛在美国致使一夜之间获得百万筹款,恐怕也是遵守了“100美金”的约定和那激发出无数人心底的柔软。百万捐赠起步或是一万起价的娱乐游戏,有多少粉丝可以平起平坐?除了泼冰水,屌丝们就只剩下围观的待遇。更何况,如果只关注捐赠数额,而忽视资金能否最佳使用、如何使用等问题,我们也不会得出“捐钱令穷人生活更加悲凉”的结论。

真正的领导者或是成功者,如何激励粉丝、客户或是小额捐赠人的支付行为?如何鼓励其全心投入共同的舞台应对挑战?原因很简单——别人买单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为什么做?如果用全心投入做产品的心态”玩“公益,而不是把公益成为”植入“而非”自知“品,也不会上演泼水登头条,瓷娃娃成为附庸的闹剧。

如果你仍未被说服,我们再来估算一些数字。若以一般水桶10升水的容积以及北京目前自来水单价5元/立方计算,一桶不加冰的水价格约为0.05元,若不产生任何浪费,106万的捐助额可以消化2100万桶水,而并未包含公益机构以及活动组织方投入的人力等成本。虽然未能准确统计因此次活动产生的用水量,如果用微博重本话题“5亿”次阅读量和“56万“ 条评论的数字做不合理假设,恐怕用水量的支出已完胜捐款总额。

社会投资与商业投资有一个共通处则是产生财务回报,暂且不将截止到目前的社会影响分析,仅从目前账面看,我们这个本应具有公益使命的“冰桶挑战赛”实则演变成为一次全民泼水大联欢和一次流于追求流量的表层“成功”传播案例。

一次本应娱乐与严肃参半的筹款公益活动俨然成为娱乐公益的真人版大片实属令人无奈。我们不妨引用科特勒在其所著的《营销革命3.0》中描述的——”3.0营销时代应用更为全面的眼光看待顾客,把他们视为具有多维性,受价值驱动的人群,甚至是企业潜在的合作者。” 言外之意,技术是手段,内容是根本,价值是关键。当今企业的正确的做法是必须开发出能够激发和反映消费者价值观的产品、服务和公司文化。技术与商业生态的背后是“人”,为用户提供便捷、有价值、甚至极富教育意义的成功产品才是现代成功之道——其最终落脚点是通过输送价值观令科技带来人类的变革。

莫非公益不是落脚点在“人”和“人的内心”?企业家的爱心传递难道只是“水桶”和“5元钱”的传播而不是公益组织的价值观传播?一边是瓷娃娃,另一边是粉丝(更为广泛的捐赠者),又曾有哪些人从他们的角度思考过如何赢取此次筹款的成功?

重“量”不重“质的传播是虚无的,只有“钱”没有“心”的打动是失败的善因营销,用独具一格的表演来掩饰内心的空虚更是毫无生命力可言。当深知庸众的麻木可悲,思辨、挑剔或批判才能翻新土壤,中国公益本来就是缺乏信念的认同、价值观的一致,却从来不乏成功的投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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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束与机会中权衡

在我看来,经济学应该是当代人人都应该掌握的基础知识,现推荐一本《斯坦福极简经济学:如何果断地权衡利益得失》,比之前那本《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更容易入门。

经济学的三个基本问题是:

1. 社会应该生产什么?
2. 应该如何生产?
3. 谁来消费所生产的东西?

比较有启发性的内容包括:

做自己最适合的事,就有更好的生产力:在经济学教科书里,我们称之为比较优势。前段时间和几个创业的朋友聚会,发现创业起步者,尤其是靠项目盈利者,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在于复制客户或上游链条企业的模式,不少行业级的大企业也正在步入同样的误区:比如设备商做运营商的事,运营商做电商的事,电商做社交的事——这本质上都变成了服务商涉足自己客户的领域,同时又要求客户买单。

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社会依然没有很好地理解分工合作,依然没有从农业经济模式到商业经济模式发展上进行思维的转变。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有所取舍:公平只是一个相对的词汇,企业会说,如果有更高的产品价格,他们有办法扩大生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消费者会说,他们的收入已经无法负担当下的产品价格了。管制,包括价格管制和最低工资限制,都会掩盖成本,但以最低工资为例,如果在此标准下,企业会不愿意雇佣一批技能非常低下的工人,造成了这批人的失业,但却有90%的工人因最低工资标准而在收入上受益,那政策倾向后者就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取舍。

人一生积累财富的关键是什么?发现周围许多上了30岁的朋友依然处于“储蓄—消费”偏好的阶段,非常缺乏投资的眼光。记得刚毕业时身边的“高帅富”同学已经在投资土地(而非房市)了,现在更发现越早有投资经验,就越容易真正扩大财富。

在财富积累这个层面,关键是懂得利用复利——如果储蓄是为了大额消费,无疑是损失了更高的利益收入。在投资上,无论是个人投资、企业投资,投资人的风险承担能力是最关键的因素;另外一点是自己能用多少时间来投资。

主张绝对的零污染是不可能的:几十年来,高速发展中的国家如中国,环境问题非常敏感。在经济学中我们称之为“外部性”(Externality),指在直接的买家与卖家之外,有第三方直接受到这笔交易的影响。

外部性可能是正面或负面的。例如:你的邻居正在举办宴会,找来一个很吵的乐团,邻居快乐地享受音乐,乐团也开心地表演。至于你,身为局外人,可能会有两种反应:如果你喜欢这种音乐,那很棒,你可以享受一场免费的音乐会;如果不喜欢,那就不妙了,你只好忍受(或是报警)。无论是哪种情况,你的邻居和乐团之间的交易,都没有考虑到你。

染污是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最重要的例子。在不受约束的市场交易中,厂商只注意生产商品的私人成本,至于社会成本,是不用支付的生产成本,因此厂商不会将其纳入考虑范围。如果倒垃圾不必花一毛钱,厂商可能会制造很多垃圾;但如果必须付钱处理垃圾,那厂商自然会想办法减少垃圾。

不过问题来了,这个社会成本也好,额外增加的处理成本也好,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当我们享受着便宜的工业制品时,却没有考虑到,它的便宜是建立在某些方面未支付成本上面而已——比如说靠破坏不发达地区地理环境为代价的便宜的水电,比如说靠制造空气与水高污染的廉价合成化工用品塑料,等等。

什么样的收入不均程度算合理?这依然是一个可能被“公平”掩盖的问题,许多人关注公平,但人的背景、智力、知识与努力程度,本身就不是不公平的;大多数情况下,收入是被个人的产出结果衡量的。所以更好的问题是:目前的收入不均的程度是否合理?

另一个非常容易被“公平”掩盖的问题是流动性。收入分配只是一个静态分析,它告诉你在某个时间点,人们处于某个收入水平,但并未告诉你他们的发展趋势:向上、向下或是稳定发展。对收入分配的持续动态追踪,被目前大部分政府忽略了,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事例,观察到中国大部分上代务农的低收入人群的子女,都在向城市准中产阶层转变。比如说,有篇文章叫做《我奋斗了18年,终于和你一起坐在星巴克喝咖啡》,现在又有新一篇文章叫做《我奋斗了18年,不是为了和你一起坐在星巴克喝咖啡》……

穷国可能追赶上富国吗?这是一个开放式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穷国的高速增长离不开低成本获得富国现有的技术与发明。关键点在于富国是否能继续保持在技术和效率上的领先,穷国是否能降低技术升级对富国的依赖。

政府的钱怎么花?对政府的财政政策来说,具有自发性或权衡性两种。

权衡性财政政策的第三个困难,在于政治的本质。自从经济大萧条和凯恩斯的著作问世以来,很多经济政策制定者都要求政府制定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亦即在经济差时花钱,在经济好时节俭。但政治上很难这么做,为什么?想象经济飞快增长的情况,税金像洪水般涌入,经济学家说:“不要花掉这些钱!要累积非常大的盈余,削减支出并提高税收。”这是一个很好的反经济周期政策,但它在政治上不容易获得认同。当经济萎缩且资金吃紧时,经济学家说:“这是大肆挥霍的良机,我们知道收不到税金了,管它呢,花吧!”但很多公民和政治人物会说,如果人们都在不景气时勒紧裤带过日子,那么政府也应该这么做。在经济好时节制政府支出,经济差时扩大支出,这种敏锐的洞察力不是一般政治人物能有的智慧。

其实权衡性措施在过去的农业经济中不难看到:丰收年,地主或政府管理者会存储大量粮食在粮仓,在欠收的年份,使用粮仓中的粮食向受到损失的地区发放救助。而货币的需求供给弹性却远远高于粮食,这也是权衡性政策难以操作的原因。

未来全球经济面临的危险:能源短缺和环境危机。在上面提到,工业化生产其实是以能源高消耗和忽略环境成本为代价的,一旦能源和环境的阈值达到,当前经济的长期增长就会面临危机。

现在越发认识到,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就在于内部的竞争。当一部分人的技术发展起来时,他们需要竞争获取其它人的市场来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当市场竞争结束后,原本落后地区的人在成本上和原产地竞争;大量生产技术的转移,又会引发新一轮的技术发展竞争。人类的智力、知识、工具甚至语言的多样性,都远远超越了造物主在自然创造的复杂度,自然的简单性与漫长的修复周期,又反过来制约着人类的欲望与想象力。

经济学告诉你的,就是在约束与机会中果断地权衡自我的利益得失。

本文原文:http://www.justinablog.com/archives/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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