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劳动与剥削

(本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5年5月13日号)

你为什么玩微信?

这个问题乍看起来有点无聊。微信的网站上介绍它是“一款跨平台的通讯工具”。然而很明显地,一个可以“发送语音、图片、视频和文字”且免费的手机短信替代品可能是很多人开始使用微信的原因,却不是人们每天在上面花1.7个小时的原因。人们可能是因为必要的工作或亲友联系而开始使用微信,但每天在微信上做得最多的事却是在刷朋友圈。

想及这一层,事情就开始变得有意思了,因为你会很快发现,这个被归类为“社交软件”的工具并没有改善人们的社交:人们面对面坐在一起吃饭却不和彼此交谈,只顾各自埋头刷着朋友圈里毫无价值的谣言和鸡汤。于是我们会提出一个(或者两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微信(以及其他跟它类似的“社交软件”)既没有改善我们与身边人的社交,又没有改善我们与远方人的社交,那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它会让人们如此上瘾?

答案很简单。微信存在的目的从来不是改善人们的社交,而是增加腾讯这家公司的财富。至于它为什么让人们上瘾,因为这样的软件本来就是被制造出来让人上瘾的。人们在其中沉浸越深,腾讯公司越能把用户打包销售,从中赚到越多的利润。

剥离掉所有的花言巧语,一个简单的描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用了一定的时间做某事,而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为某企业增加财富。你把这件事叫做什么?我叫它“劳动”。微信的用户们都是免费的劳动力,当他们每天花1.7个小时刷朋友圈,他们就是在给腾讯打工,腾讯的财富就是建立在剥削这些免费劳动力之上的。

这个颇为惊人的论断,正是《数字劳工》的作者们试图告诉我们的。马克思说,资本家的财富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然而建立在技术变革之上的新经济呈现出另一种样貌:白领知识工作者拿着高薪,在舒适的工作环境中追求更高的个人成就,这一表象使得像腾讯这样的互联网企业似乎脱离了马克思的理论,似乎被科技庇佑的他们可以毋须剥削劳动者即获得大笔利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劳工》的作者们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位置与形式,将劳动的场所从工厂转移到网络、到每个人的电脑与手机,并通过宣传和意识形态的灌输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免费劳动。然而归根到底,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没有变——毋宁说是变得更残酷了:在数字化、网络化的大工厂中,资本家不仅不给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连工资都不付。

有人会辩称,这些软件只是继承了互联网自由共享的传统,让人们与亲朋好友分享信息与乐趣,而且人们确实乐在其中。对此《数字劳工》的作者们指出,大多数由商业巨头运营的互联网服务根本不是提倡分享的“礼品经济”:人们并非赠送彼此有益的礼品,而是争先恐后地制造垃圾信息,只有资本家在从中获益;而以Wikipedia为代表的少数确实秉承着“礼品经济”精神的服务却被整个互联网生态边缘化了。正如齐泽克所说,大多数人被意识形态灌输后真心相信自己喜欢(或者离不开)这些软件。但如果退后一步看看微信朋友圈里传播的那些内容,你真的会说它们是给人带来快乐的礼品吗?

在指出现状之可悲的同时,《数字劳工》也指出了一种颇具冲击力的未来可能性。在使资本家能剥削数亿免费劳动力的同时,信息与通信技术也使“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成为可能。《为了胜利》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来自印度、中国、新加坡、美国……世界各地的职业网络游戏玩家(也被称为“游戏矿工”)们在全球联接的、独一无二的劳动场所——游戏——中展开了罢工和占领,迫使资本家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虽然仍是一个虚构故事,但《为了胜利》和《数字劳工》不约而同地指向这样一种可能性:当资本家通过科技工具剥削劳动者,同样的工具也在增强劳动者的能力并帮助他们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在他们熟悉的数字世界里反抗资本家的剥削。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一手创造出了自己的掘墓人。

和很多批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著作一样,《数字劳工》在尖锐地指出问题之后,并未给出一个明确而具体的替代方案。对于“怎么办”的缺失,使得前面的批评多少显得像阿雷格里港运动那样后继乏力。既然作者们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在《为了胜利》的虚构情景尚未成为现实之前,已经被当作免费劳工剥削的万千用户们又能做点什么呢?

我私人给我朋友们的建议就是:如非必要,远离微信。如果作为设计师的你不肯免费给人做Logo,如果作为写作者的你不肯免费给人写文案,如果作为程序员的你不肯免费给人开发软件,那么你就不应该继续把自己的时间用来刷朋友圈给腾讯创造价值。放下手机,去阅读,去运动,去欣赏艺术,去陪伴所爱的人,这些才是真正能令你快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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