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ThoughtWorks打造一款P3产品

从2016年3月份加入ThoughtWorks以来,已经过去了十个月的时间。从最初的激动,到逐渐的适应,这其中有一些感悟想要与大家分享。

初识P3

在新人入职培训中,公司的HR介绍了ThoughtWorks的三个支柱。也就是:

  1. 可持续化的业务
  2. 追求软件和技术卓越
  3. 提倡社会和经济公正

ThoughtWorks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决定都是从这个三个支柱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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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使命和主张。例如Google想要“整合世界的信息”,让其更有效的被人类利用。Facebook则致力于“让人们可以更加有效的分享和联结”。每个公司无论大小,无论是否被总结成文字,都有自己的使命,只不过有大小之分罢了。

ThoughtWorks的前两个支柱都很好理解,我们追求可持续化的业务,我们追求软件技术的卓越。例如我们定期会发布技术雷达,为行业提供技术选型的指导。我们为客户提供敏捷软件工程方法,提高客户的软件工程质量。但是ThoughtWorks将“提倡社会和经济公正”作为自己的使命之一,而且写出来说出去,在之前我并不是十分的理解。追求社会和经济公正,在一个国家来说,不应该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吗?如果提到“人类”的高度上来说,那不应该是联合国应该做的事情吗?会不会是仅仅说说而已?

很多大公司也做慈善,比如说会捐献一些善款,组织一些公益活动。当然这些都是很好的回馈社会的方法。但ThoughtWorks的做法的确不同,公司更多的是利用自己的技术,来推动和影响社会和经济公正。ThoughtWorks与很多NGO组织合作,利用技术的手段来帮助他们提高IT能力,让他们能更高效的完成工作。ThoughtWorks组建的思沃学院,为在校的学生提供更多技术指导和培训,帮助学生成长。当看到这些以后,我慢慢的觉得,公司的P3好像并不是仅仅的说说而已,而是尽自己的能力,来改变一些事情。实话实说,这种冲击对我来说还是挺大的,但更大的冲击,是来自于我看到了“心声”这个APP。

缘起

“心声”是ThoughtWorks西安办公室的开发人员,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出的一款帮助聋哑人与正常人交流的APP,可以让正常人的语音转换为文字,帮助与聋哑人交流。这是我之前根本不会想到的事情,当我看到身边的同事,话费着自己的业余时间,利用自己的技术,在实实在在帮助聋哑人的时候,感受到P3文化已经融到了TWer的DNA里。在这家公司做这样的事情,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么我又能做点什么呢?

直到有一天看到一篇报道文学,讲述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农村和城镇的空心化,产生了大量的留守老人。有一些老人长期无人照顾,在突发疾病时容易酿成人间悲剧。具体的我就不详细描述了,因为是实在是太过悲惨。感慨万千一番,我想,自己能做些什么,哪怕能带来一丝丝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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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改变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无法让大城市的年轻人能回乡照顾自己的亲人;

我改变不了国家的户籍政策,无法让这些留守老人在大城市与自己的子女团聚。

我也改变不了现在的养老行业,无法让留守老人都住进养老院里,使之得到基本的照顾。

但是我可以做的是,利用自己的技术,帮助他们在生命紧急的关头,发出求救的信号。

开始

产品梳理

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与身边的小伙伴一起商议得出了一个成型的方案,简单来说就是开发一个APP,搭建一个平台。在一个城市、一个社区,或者村庄里,招募志愿者。同时开发老人端的APP,和一些硬件设备,比如说手环、手表等等。当老人发生危险或者需求救助的时候,他可以按下这些设备上的救助按键。那么这个救助信息就会在平台上发布,附近的志愿者就能看到,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能提供救助,避免悲剧发生。当然这只是一个初始的想法。紧接着我们就做了一次User journey,梳理了对于我们最为关键的需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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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清楚需求后,按照优先级划分好任务,并建起了我们的项目看板,追踪项目的运行情况。

技术选型

产品需求梳理好了以后,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技术选型了。第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我们都缺乏相关硬件知识,在考察了市面上现有的手环之后,并没有发现可疑提供SDK让我们直接利用的。又想到了Apple Watch,但是考虑到高昂的价格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于是乎,还是决定再做一个针对老人的手机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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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因为我们的Mobile开发经验并不是特别的丰富,于是选择了React Native。并设计出了我们的系统构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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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迟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硬件产品来触发求救信息,让我们始终觉得这还不是一个真正可用的产品。终于有天,公司广发英雄帖,召开技术大赛。并在邮件中介绍了一款AWS刚出的硬件设备——AWS IOT Button。这让我们都眼前一亮,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吗。简单来说IOT Button的按键可以trigger AWS上的一个lambda。有了这个,后边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强项了,于是乎立马报名参赛,并购入了IOT Button。

产品实现

下面就进入到了具体开发的阶段,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虽然大家都是开发,但是有人有UX的特长,有人有mobile的特长,大家各尽所能,发挥自己的特长,让这个产品越来越好,首先就是UI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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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Native可以说是给传统的APP开发带来了新的方式,可以让传统的web开发人员快速实现产品。但同样也带了不少问题,例如API的变化,第三方组件的支持,好在我们的产品场景相对的简单,所以使用ReactNative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同时救助者的实时位置同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后台的实现一套消息队列的服务,来做位置同步。但是最终我们使用了市面上成熟的实时数据同步服务,来快速实现产品。

目前产品已经进入了后期开发的阶段,小伙伴们在进行最后的优化,期待能在最后技术大赛的showcase里拿出一个能够成行的,可以真正帮助到老年人的产品出来。

为什么做这些

从初始想法的生成到如今产品的逐渐成型,我们花费了不少业务时间,有朋友问做这些事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现在也说不好,在加入ThoughtWorks之前,遇见一些社会事件,可能最多就是捐点钱,在网上转发转发、评论评论。加入了ThoughtWorks后,看到了很多、也想了很多,自己也想真正做些东西出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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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思沃学院(二)——缘起

新人报到

入职第一天,一群同天入职的同事们坐在会议室里,等待去加入新的工作岗位,每个人脸上和眼中都洋溢着喜悦的憧憬。

那时,办公室中的新人入职,都会到每一个团队中相互进行自我介绍,了解每一位在办公室里的同事,让新人快速融入公司。(很可惜后来公司人越来越多,这种介绍花费的时间成本太高,所以取消了。)

漂亮大方的 HR 妹子像一个快乐精灵一样带着一群懵懂的新人从这个桌子走到那个桌子,在每个桌子前大家起立并相互自我介绍,然后从15楼转到11楼……

就在我们转到11楼一张略显空荡的桌子时(那时候11楼基本一半以上是空的),我注意到一个满脸大胡子,造型非常个性,却显得很有内涵和技术大牛范儿的人,我的第一印象觉得他可能是个老外,或者是华裔,再或者是个港澳同胞吧!

他略显羞涩并带着京腔的自我介绍到: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办公室的仝键,现在正在西安出差,我现在正在从事教育和培训相关工作,大家以后应该能经常见到我!”

我靠,他居然是个中国人!

初识仝键

入职第二天我就赶上了西安办公室的New Hire Orientation。

而这位大胡子仝键,居然也在New Hire Orientation上有一个分享(在公司混久了才明白,哪里有啥居然,分明就是他那会儿最闲,被抓壮丁了嘛!哈哈哈!哈哈!哈……!),分享的主题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主要内容是公司的P3业务——追求社会公平与公正,另外结合他自身的经历,讲了讲他对ThoughtWorks文化的认识以及个人在公司的成长,再一个就是他正在从事的“教育事业”。

具体的细节也已经记不起来了,除了公司P3业务的由来,到现在我的记忆中只留下了印象深刻,并且反复出现的一些片段:

“我之前平均一年跳一家公司”,

“ThoughtWorks是我呆的最长的一家公司”,

“在自由与平等之间,ThoughtWorks永远优先选择平等”,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人与人之间天分上的差异真的会导致人不能干好工作吗?我们又不是在争夺诺贝尔奖”,

“现在的计算机相关教育与工作实际脱节太大”,

“每个人的机会是不均等的”,

“很多人上不了好的学校真的是因为不够聪明吗?”,

“我就是想去通过实践去验证并改变这些事情”

……

“ThoughtWorks这个公司相比‘如果……怎样……’,更加看重‘既然……怎样……’,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某一个领域已经有所产出,并且这件事情符合公司的三个使命,那么公司就会去想办法支持你做”,

“在一个扁平化的公司,决定一个人地位就要靠领导力,用领导力去吸引其他人追随你的脚步”,

注意,以上两句对我和后续的工作中的各种做事方法影响特别大。

忽略前面讲到的公司P3业务(然而这确实是让我对公司P3业务产生震撼认识的开始)、公司文化和个人成长的部分,当时我对他正在从事的工作的认识就是:他从他的经历出发,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将人生的不如意,尤其是这个行业中个人成长的差异归结为“天分”的差异,然而他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成长环境造成的机会不均等。那么从公司所追求的三大使命之一——追求社会和经济的公平与公正出发,我们应当去做一些事情来改变这种情况(当时他已经在石家庄等地实践了一年的人才培养)。

一番充满激情的演讲之后,大胡子说道:

“如果你也对我正在做的事情感兴趣,欢迎你来和我聊一聊,我现在正在寻找志同道合的团队成员,我就坐在11楼一进门右手边的桌子上。”

哎呀,我去!这事儿是我的菜!

埋在心底的“不爽”

(话题又被残忍的扭到了另一边)

我要来说说为啥这事儿是我的菜。

看过我上一篇博客的朋友应该已经了解了我过去的人生经历:一个经历了三次高考都没考上军校的熊孩子,在总装当了5年汽车兵,然后自学编程北漂4年,再然后回西安干了一年多的Offshore,再再然后SOHO了没多久来到了ThoughtWorks。

我在北京漂着的那四年(2008年-2012年),恰好正是中国“屌丝”文化崛起并“大行其道”的四年,而这种屌丝文化的背后推手不是别人,恰恰是我们自己这个行业。

PS: 之前我在北京面试“女生特训营”的女生时,一个非技术背景的女生用这样一段话给我描述了这个行业给她的印象:

“我觉得你们这个行业特别有意思,其它行业都是被别人黑,只有你们这个行业是自己把自己往死里黑!”

我真是哭笑不得,IT行业的社会影响力可见一斑。

因为我是军人世家出身,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坚强,要勇敢,出了错要敢于自己承担。再加上个人经历相对曲折,同时又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我总结并特别信奉这样几个道理:

  •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 “自己混得不好,别怪别人,别怪社会,要怪只能怪自己不努力,这世界上因为‘点儿背’而悲惨的人就好比大海中的沙粒。”
  • “人最重要的是成就感,最需要警惕的是自卑感,我们需要不断地用一点点的成就感去一点点的战胜自卑感。”

所以我特别不能接受这种“屌丝”文化,尤其是“码农”这个词语所带来的负能量,尤其我认为“码农”二字就是对于这个职业从本质到精神上的双重亵渎!

尤其是当以下两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几乎可以让我火冒三丈:

  • 父母的各种朋友经常问:“哎呀,你看你没上过大学还在程序员这行业混得这么好,我家孩子拿的工资那么少还成天加班,平时也不见他学习,连个对象都找不到,都快成屌丝了,你要不给他教教呗?”
  • 问同事,尤其是工作经验和资历都比我久的同事:“你这代码这样写以后会有XXXX的问题啊!(不需要我举例了吧?我相信大家知道很多可以填进去的例子)”,然后对方答道:“我这么写现在又没出Bug,你操心个毛啊?”

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会在心理大骂:

“活该你屌丝!谁让你不努力!谁让你做事儿不专业!”

加上我以前从部队养成的暴脾气,好几次都因为此类争吵差点与同事动手……

随着天南海北的出差,工作的不断变动,从观察别人到面试别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人和事儿,久而久之,我心里就产生了这样几个疑问:

  1. 编程真的就那么难学吗?觉得难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 为什么这么多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中,优秀的、或者能达到“做事儿靠谱”这么低要求的人却看起来很少?
  3. 为什么这个行业充满了负能量?而正能量压不住这些负能量?
  4. 我们这个行业与别的行业相比,在对人的做事方式和对人的素质要求上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开始不断的思考,并通过主动提升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来尝试自己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的答案

首先,我认为社会中存在的很多客观的经济、政治、体制因素确实是导致一些机会不均等或者行业现状的重要原因。由于对于这部分的因素来说,我的力量太过渺小,所以我能够理解、接受并且适应这些情况,在下面也不会集中大篇幅去说,毕竟我不是个在社会学或者经济学方面有深入研究的人,无法用太多这方面的专业用语和词汇去形成文字表达和论证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会在以后文章中一些重要节点去讲这些东西)。

但是,在以下两个与我们个人本身更加相关的方面,我认为我是可以做出一些事情去影响别人的,哪怕只有一个公司,一个团队,或者几个人:

  1. 每个人在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彼此之间是不平等的,即使我们很努力,也依然很难消除这种不平等所带来的差异。但是,努力总是比不努力有大得多的回报率,唯一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努力才是效率最高的?
  2. 我们自己如何认识这个行业(IT行业)?在我看来,说到底就是个服务行业和科研行业的混合体(说到这里,咱们ThoughtWorks不也称自己是“专业服务公司嘛”),而且从市场占有率来看,服务性质的比重占得更大,那既然是这样,仅从”服务”这个领域来说,和其它服务行业并没有什么不同。说到底,“客户就是上帝”这句话已经决定了我们的做事方式,那就是:“出了问题,请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不要从客户身上找问题。”但是,绝大多数人却认识不到这一点,总是觉得软件工程师是一个很“傲娇”或者“高贵”的行业,认为我们自己才是真正的“专家”,所以可以去肆意的无视业务需求,无视客户需求。如何才能改变这样“与身份不符”的认识?

这两个问题萦绕在我脑海之中,回想到自己的成长道路,我仔细思索了这两个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最后总结出了自己的两个答案(虽然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简单和单纯的,但是这却是后续一系列认识爆炸的“奇点”):

首先,我这一路走来,98%的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学习和寻找方向,剩下的2%是来自长辈和前辈的重要帮助和引导,虽然比重不大,但是节省了不少的时间。在过去的日子里,自己走过数不清的坑,周围的同事并不会主动来帮助我,甚至还有人会开心的看着我掉下去,但幸好我最终都自己爬出来了。在那四到五年的时间里,如果我能在关键的几个时间点和问题点上得到及时的指引和帮助,我相信我至少能够节省30%的混沌时间来获得更大的进步和成就。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对于一个很努力,或者之前不努力但是只要找到方法就能激发努力潜能的人,他需要的是一个合格的人生导师,这位导师只需要有能力在他混沌的时候告诉他前方怎么走就好了,这个人必然会自己很好的走下去,所谓出身或者天分,影响的无非只是需要耗费的时间。”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影响人们的认识,尤其是影响一大群人的认识太难。那么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呢?嗯,是家庭教育,是成长环境,是人生经历,问题是这些并不能复制到别人身上啊?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不同的,换句话说,每个人的三观是不同的,除非干一件事情,尤其是作为一个久经共产主义信仰熏陶的人(我是很认真的在说这句话)特别能想到的一件事情:

“洗脑!”

从谁开始洗?

“从祖国未来的花朵开始洗!”

所以,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从学生开始,用‘正确’的三观(加引号代表其实是我的,然而我的也是来自于社会的)来影响他们,用正能量去引导和鼓励他们,战胜负能量,告诉他们怎样做事是正确的!总有一天,世界是他们的!”

所以,从有了这两个答案之后(我已经记不起具体是啥时候了),我开始留意是否有机会能够让我去接触和帮助学生。

幸运的是,我接触到好几个正在上学的学生,并且机缘巧合的给予了他们帮助。除此之外,自己还写了前一篇提到的《从士兵到程序员再到SOHO程序员》这样的系列博客,从互联网上去影响更多的人。

而一个更重要的机会,是因为Google Developer Group中好基友谢凌、金天等人的关系,我专门在欧亚学院的GDG活动中给学生们做过一个叫做《我的程序员之路》的演讲,那天老师把整个信息工程学院大一大二的学生都叫到了阶梯教室,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多学生面前做分享。细节不再描述,但这次演讲让我看到了学生们眼中唤起的希望,让我有了极大的动力去做更多类似的事情。

比较有意思的是,后来我们培养的第一批欧亚学院的学生刚好就是当时大二的这批学生,他们告诉我,这次演讲对他们影响是很大的,至少,他们知道原来写代码这事儿并不是那么难以挑战。

下面用当时唯一在微博上留下过感叹的学生,也就是我们培养的今年入职的毕业生杜颖同学拍的照片和微博截图来纪念一下那一天,那一天是2013年12月29日,离我加入 ThoughtWorks 还有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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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名状

(话题终于被拽回了主线……)

New Hire Orientation的第二天中午,我来到11楼办公室,进门右手边的那张桌子上,找到了正在埋头打字的仝键,告诉了他我的经历和来意,在一番沟通之后:

仝键:“加入我这个事业,要保证至少三年不能上项目。”

我:“没问题,我已经把项目做腻了。”

仝键:“如果你加入,什么时间能来?”

我:“希望完成我现在的项目,了解更多的ThoughtWorks文化和做事方式。”

仝键:“好,我会去了解你的项目安排,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先做一些教育方面的尝试(这事儿下一篇会说到),balabalabala……”

我:“没问题。”

在我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了仝键那长长的睫毛下眼睛里的闪光,还有大胡子下隐隐约约神秘的微笑。

后来,我才明白,这就是传说中那种:

守株待兔般的快感啊!我@#¥%……

(请期待下一篇:我和思沃学院(三)—— 尝试、疑惑、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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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W做P3离岸交付项目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去年四月份加入ThoughtWorks后,就一直在现在的项目上工作,历经一年多的时间从一期做到现在的第三期。我们的项目从属于ThoughtWorks社会革新办公室(office of social change initiatives, OSCI)下的一个团队,主要是和客户(一家美国的非盈利组织)合作帮助提升一个落后贫穷的非洲国家当地的药品使用效率。

团队目前规模也就十人左右,在一个几千人规模的公司里,我们只能算是一只很小的团队。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团队里,我真正的理解了ThoughtWorks从一项社会实验而产生的公司核心价值观three-pillar的含义。

Pillar 1 – 可持续化的业务(Sustainable Business)

所有的人类活动都需要资源,尽管ThoughtWorks成立的初衷是为了聚集起一群聪明的人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但是光有热情是不够的,任何活动的背后都需要后勤资源的保障。我们这个项目也一样,开发出来一套给卫生部门人员使用的安卓系统,也需要不同角色的技术人员(BA、QA、Dev、UX)来参与,还有各种软硬件工具(AWS,平板,网络等等)的成本。

仅仅依靠ThoughtWorks自身的资源很难独自承担起这个项目,因此我们找到了一个与我们有着相同愿景的合作伙,也就是我们目前的客户,一家位于美国的公益组织。这家NGO的使命,是致力于在全球发展中国家促进医疗服务的可达性和质量。通过不同基金会、政府组织援助和爱心人士的捐款,这家NGO组织拥有了雄厚的经济资本,但是他们缺乏的是将这些资源高效利用起来的能力。他们通常采取的方式是针对不同的国家寻找不同的开发团队来开发不同的药品分发系统,这些系统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共同之处,比如说疟疾药品,HIV治疗药品等等。

通过和客户的合作,ThoughtWorks期望构建出一个核心团队,不仅可以减少重复的功能开发,同时可以通过维持核心团队能够带来持续的收入,进而帮助我们开展在其他社会公平公正领域的活动。

Pillar 2 – 卓越的技术(Software Excellence)

ThoughtWorks另外一项被大家所熟知的就是卓越的技术,技术先驱者的口碑不仅能帮助我们获取到目前的非盈利组织客户,同时也彰显出来我们的社会影响力。因为基于对ThoughtWorks技术能力的肯定,客户会充分尊重我们技术方案的决策,同时也给予我们去积累新技术的实践机会。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采用了Cubes这种开源的、轻量级的、针对中小型组织的低复杂度数据分析和商业智能工具来作为我们项目上的报表数据引擎,而不是采用重量级的商业智能软件如Pentaho。这样的技术创新不仅展现出我们的技术功底和影响力,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项目开发的成本和维护成本(因为学习曲线较为平缓),即依靠有限的功能工具来满足用户的需求。 关于具体的细节,熊节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述“小数据:理论和架构”。

Pillar 3 – 社会和经济公正 (Social and Economic Justice)

之前我和多数人一样受到主流媒体的影响——觉得竞争真好,自由真好,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取,只要自己努力终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中国梦。而街上的那些乞丐和在农村偏远地区苦苦挣扎的穷人之所以过的苦都是因为自身不够努力,所谓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并不需要对他们产生同情心,只要他们想、肯努力,一样也能过上和我们大家一样的生活。加入ThoughtWorks后,我开始接触到了“Social and Economic Justice”概念,但是并不理解我们为何要去做这样“不接地气”的事情,作为一家商业企业不就应该好好赚钱么?

改变我想法的第一个契机,是去非洲莫桑比克偏远的社区医院做用户调研的时候。在去非洲之前,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药品严重短缺的现象出现,难道是药企的产能不足?以中国为例,由于产能过剩,仅2015年化学药品原药产量进一步萎缩,并于3月份重回负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4月,生产化学药品原药24.9万吨,同比下降8.5%,日平均产量8,313.3吨;2015年1-4月,生产化学药品原药95.1万吨,同比下降5.8%。

从中国的药企产量就能看出,我们并不是缺乏技术去制造更多的药品,反而是我们的产量太多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所以药品不够显然不是导致非洲国家药品短缺的主要原因,当地药企如果不能制造足够的药品,这些非洲政府完全可以从中国这样的药品产能过剩的市场去采购。既然不是药不够,难道是药品太贵买不起?如果是药太贵,但为什么连绷带这种一块多钱的基础药品都会出现短缺?

等到我们去到了当地的社区医院,看到药房前病人排起的长队,每人都只付得起5美的卡(莫桑比克当地货币,约合人民币5角钱)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5角钱对于我和贫穷国家的人民居然有如此不同的意义。那遗留在路边可能都没人会弯下腰去拾起的5角钱,对于这些贫穷国家的病人可能就是他们的活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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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当地的一家社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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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医院内有限的药品

另一个改变我的契机,是和社区医护工作人员交流时,关于肺结核病患的讨论。肺结核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的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肆虐并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然而在1941年就已经找到治愈肺结核的方法,尤其是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短程直接监督治疗法”(directly-observed treatment, short-course, DOTS),或直接音译为“督治计划”(港译:“全监督治疗”),口号为“送药到手、服药到口、吞了再走”

由地方卫生机关指派观察员送抗结核药物(免费)给病患,使其务必能按时服用。即便如此,非洲仍然有28%以上的发病率,每年超过几十万人死于此病。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是,病了有药都不吃,而且还是免费的药品,这不是自虐么。当时和当地医生的交流后,我才明白,这看起来如此合理的事情,在当地是多么的难以实施。

整个莫桑比克国家,总共有2800多万人口,却只有817名药剂师,平均下来每一位药剂师需要服务超过3.5万人口。每位药剂师每天都很难满足这3.5万人的医护需求,哪里还会有其他的时间去到每一位肺结核病人的家里监督他们按时吃药。

此外,作为肺结核病人,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病了,但是很多人由于并没有像你我这样受到那么多的教育,明白疾病的危害。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多数情况下一旦身体不适,都会去医院检查确保自己没有感染重大疾病。反观这些非洲同胞们,他们生病后,也许根本不会重视,就算真的病重了,自己居住在遥远偏僻的区域,去一趟社区医院可能要一天甚至更久,而且就算到了医院还需要排很长的队,还不一定能够看得了病。既然如此,还不如在家里多干点活,身边的人谁还没点小病呢,每次病了就去医院,那家里的庄稼谁来照看,没有庄稼这一家子人吃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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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来排队拿药的村民

这世上还有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不公正,它们一直都存在于那里,而我们作为社会里相对的精英人群却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或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偏见而忽略了它们呼喊的声音。我很庆幸能够参与目前的项目,能够得到了解弱势群体的机会,听见他们的声音,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每天想着自己开发的系统能够提高那么一点点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能够让有限的资源帮助到更多的弱势群体,这样世界是不是会变得好那么一点点。

最后引用一句我们CEO郭晓那一段话:

At ThoughtWorks, we join the poor and oppressed in their demands for change. Why are there poor in this world where technology has helped create sufficient abundance to provide for basic needs including food, homes and care for all? We are determined to direct the power of technology for the benefit of those who need it most. We strive to see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ppressed, the powerless and the invi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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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才是中国最真实的农村?

北京-周妮娜-Nina当我们与6月说再见的时候,P3的“你我同行”系列活动也已完整告一段落。从上半年双月P3工作坊[1]以及三次“下农村”[2]体验活动,我相信每个人心中或许和我一样,一方面向往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郝堂村生活意境,但当看到蒲城或是巴中市花溪乡走马村那种村落凋零、文化跌落或是农村社会断裂时,另一方面却更加充满了对农村“贫困”回归的失落,失落的背后是更多地思考真正的乡村未来是什么?我们能为现在的农村建设做点什么?中国拥有6亿农村人口,包括其中的7000万贫困人口和6100万留守儿童,而我们在郝堂、蒲城以及走马村所看到的也不是“贫困”问题的全部,但是在三个案例中,让我产生了三点特别深切的感受:

第一,扶贫进程中的民间组织力量。早在联合国提出将减少贫困作为千年目标以及中国政府主导的农村改革失灵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NGO)从事扶贫,长期驻扎并活跃在一线贫困农村,不但地域上覆盖了很多难以到达的区域,而且从影响力看来,更加得到了贫困村民的高度认可。民间组织显然成为权利和资本拥有者的政府部门的补充剂,但其角色更像是发起者、协调者和激励者。例如,小母牛在巴中花溪乡走马村的十年陪伴式发展,除了带着强烈的自身使命和价值观深入农村,更是将农民作为主体实现自治。小母牛在激活外部资源时,更是以赋权的方式保证了乡村的活力——集体修山路、改造凉亭和组织妇女表演队等等。

第二,建筑师和学者等专业人士的长期投入。郝堂村的土屋设计使我看到了那些拥有乡土情怀的建筑设计师们对中国乡土问题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自然和乡村文化的尊重。有别于斥巨资设计的“密云古北水镇”式的供城市精英专门消费的“乡村”不同,更加有异于那些带着工业革命成果的“专业”城市设计思维的建筑师所打造的城镇, 郝堂村的改建则依然以农民为主体,使本无特殊景观资源的村落成为最美乡村。这个例子也更加说明了,当我们在行动前应该直面真实、倾听乡村的历史和人文、倾听村民的想法并共同发现创造的空间,将我们的解决方案融入自然和本土文化,而不是站在专业制高点俯视农村建设。

第三,农村也是我们大可作为的土壤。如今的经济发展离不开网络,而在村庄的探访也令我们看到了真实的网络“难民”和数字鸿沟带来的发展不平等——走马村柏林湾和蒲城村民或是因为文化程度低而无法享受网络资源带来的社会红利,又或是由于经济贫困而不能承担昂贵的信息化设备和服务,这些都是横亘在农村信息化发展的屏障。如果我们能为他们设计一款有用的非IT类产品或者工具,或是用我们的声音呼吁公众的关注,甚至最终影响决策者们增加贫困人群的“信息化”补贴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

最后,大家也许还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到底应该把我们的力量投入在哪些农村?到底哪些贫困人群是我们真正要帮助的?思考这两个问题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无法忽视那些发展道路上受限的空心村事实的时候,一时间我也难以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如果说我们为郝堂村做点什么是锦上添花,那么更加专注蒲城、走马村甚至大凉山这些具有典型当代农村的贫穷、脏乱差和基础设施缺失的地区,则是济困解危、救人于水火。

[1]P3委员会于今年2月、4月和6月分别邀请了外部嘉宾分享了关于农村问题中的三个议题,即如何利用畜牧业帮助农村增收,新农村建设和留守儿童问题。

[2]上半年的三次下农村体验活动包括郝堂农村参访以及蒲城、花溪乡走马村的农村问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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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救灾的四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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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3年5月首发于《公益时报》个人专栏
仅在过去的两周内,接连发生了波士顿爆炸案和420雅安七级地震,自然灾害或是人为灾害令我们的世界处处充满恐慌——04年印度洋海啸造成30万人伤亡;05年南亚地震,08年汶川地震,2010年日本海啸以及玉树地震共掠走超过20万无辜人的生命。在这些血淋淋的数字背后教会我们人类应对自然灾害的不同经验教训,尤其在此次雅安地震后,公众和公益组织对救灾的反应充分体现了中国公益行业的变化和进步,而从我的角度仅提出对日后合理救灾的四点建议:

准确数据第一时间及时披露
雅安地震爆发后,民间力量再次凸显——不到一周时间,截至到25日,各基金会筹款总数即达到了4.3亿(数据待更新,不包括物资捐赠)。但是我们没能做到对于每个乡镇村的需求和物资到位匹配情况对外界及时公布,从而导致网络中志愿者零散信息成为主流信息,传播的分解信息对公众成为误导。由于没有准确的评估信息以确保捐赠和灾区所需完全匹配,超过基金会承受能力的物资和财务捐赠势必带来资金正确使用压力和物资过剩。

尤其是作为企业来说,应该根据灾难的级别合理调整自己的捐赠数额,而不是一味追求“捐款比金额”,“捐的越多越体现企业实力”,“超过竞争者的捐赠数”,——追求捐赠,而不过问灾难评估,不追踪资金使用,企业此类畸形心理只能造成公益组织的膨胀,为救灾部署带来压力。

专注于物流管理与供需对接
从雅安地震来看,民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多通过新媒体的零散信息,加上各界人士无论以个人或以组织名义纷纷前往一线,一度造成灾区交通阻塞,救灾工作难以有序进行。政府部门救灾的两条线管理,即一面将数据搜集的信息上报,另一面根据需求进行匹配,但是由于诸多客观原因,数据搜集不能精准到村级单位,不能完全保证救灾无死角,否则也不至于出现救灾物资整齐地排在后方而不能及时提供给某些受灾居民。

理想做法应该是物资的县城一级的单位需要进行仓储和分解,根据每天不同的动态变化信息进行搜集和公布,将搜集的大型物资进行仓储管理和分类后要随时出库入库,保证有强大物流体系,乡镇的交通和物流成为关键。

救灾物资的优先级渠道管理
当灾难肆虐来临时,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界人士在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但是要知道所能提供捐助的不同类型自然有不同的价值,并非有所物资为灾区所需。虽没有准确国内案例证明如何处理过剩物资,积压或是销毁都是捐助人不愿看到的!美国卡特里娜飓风期间,提供给几千人的速食食品造成积压,最后因过期不得不销毁。我们应该从这样的案例中明白,应该将迫切需要的如食品,药物等物资提前供应,需要保证供给临时避难的物资有序发放,而不是造成最终浪费。

充分调动公益组织的执行力
此次救灾中420救援队的出现无疑是雅安赈灾的最大亮点——14家公益机构仅在灾难发生数小时内自愿组成420救援团队,从筹资、外联、物资采购和发放、灾情信息搜集、志

愿者管理、仓储还是统筹运营,一切工作根据公益组织各自所长按部就班,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历练,公益组织的此次成功合作一定是中国公益发展具有里程碑的一幕。也许在救灾一线,公益组织的合作和救灾体系仍有可提升空间,但是从此次420救援队的执行力、反应速度和专业性来看都是前所未有,值得称赞!

本文转自:http://ninazhou.com/2013/06/08/%E5%90%88%E7%90%86%E6%95%91%E7%81%BE%E7%9A%84%E5%9B%9B%E7%82%B9%E5%BB%BA%E8%A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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